必須 獨自 面對 並 解決 所有 問題 。 而 他們 所 面對 的 種種 困難 ， 除了 受 人 奚落 、 遭 人 白眼 外 ， 還 有 如何 求生 ， 以及 如何 擺脫 自己 一生 下來 便 像 「 沒 根 浮萍 」 般 的 「 邊緣人 」 地位 （ 鄭宏泰 、 黃紹倫 ， 2007 ） 。 綜合 何世禮 與 王世杰 、 葉公超 往來 的 連串 函件 ， 我們 不 難 發現 ， 在 談判 正式 展開 前 ， 何世禮 已 做 了 大量 前期 工作 ， 不但 與 日本 的 各 黨 各 派 往來 密切 ， 亦 與 美國 相關 官員 接觸 頻繁 ， 基本 上 達到 了 「 增加 溝通 ， 縮 窄 分歧 」 的 目標 ， 為 正式 的 談判 創造 有利 條件 （ 劉維開 ， 2002a & 2002b ） 。 經過 連串 秘密 溝通 和 接觸 ， 雙方 最後 確定 了 代表 人選 及 相關 權限 ， 日方 以前 內閣 書記 官長 河田烈為 全權 代表 ， 台北 方面 則 以 「 外交部長 」 葉公 超為 全權 代表 ， 並 在 1952 年 2 月 20 日 在 台北 正式 展開 談判 。 與 很多 條約 的 談判 過程 一樣 ， 國民 政府 熱切 渴望 與 日方 盡速 達成 協議 的 過程 ， 同樣 曲折 而 艱難 ， 至於 本身 並 非 談判 主要 代表 的 何世禮 ， 所 發揮 的 角色 和 功能 ─ 尤其 是 在 明 在 暗 的 聯繫 、 斡旋 和 疏通 工作 ， 則 顯得 極為 關鍵 。 綜合 劉維開 的 分析 ， 我們 發現 ， 談判 的 核心 問題 ， 主要 出於 條約 名稱 、 戰爭 賠償 及 條約 涵蓋 範圍 3 個 層面 上 。 由於 東京 方面 只 希望 與 台北 方面 簽訂 「 友好 條約 」 ， 而 非 「 和平 條約 」 ， 國民 政府 當然 不 同意 ； 至於 台北 方面 認為 條約 應 涵蓋 「 中華民國 政府 控制 下 及 將來 在 其 控制 下 之 全部 領土 」 ， 東京 方面 則 認為 不妥 ， 覺得 不切合 當時 的 現實 ； 而 有關 戰爭 賠償 及 偽 政權 在 日本 的 財產 歸還 問題 ， 則 變成 了 雙方 討價還價 時 的 籌碼 ， 甚至 是 「 犧牲品 」 （ 劉維開 ， 2002a ） 。 在 這 個 談判 過程 中 ， 每 當 局面 僵持不下 時 ， 何世禮 總 需 出面 協調 、 疏通 。 舉例 說 ， 1952 年 3 月 初 ， 當 雙方 仍 就 上述 核心 問題 各 持 己見 而 無法 妥協 時 ， 何世禮 需要 在 東京 出席 完美國 第七 艦隊 於 橫須 賀 舉行 的 交接 典禮 後 ， 急忙 趕回 台北 ， 為 雙方 的 談判 做 斡旋 工作 ， 因而 引起 報章 揣測 ， 認為 何世禮 「 此 行 對於 刻 在 台北 舉行 的 中 日 和 約談判 ， 負有 重要 使命 」 ， 甚至 指 當局 要 向 他 「 垂詢 和 約 問題 」 （ 《 工商日報 》 ， 1952 年 3 月 4 日 ） 。 3 月 4 日 ， 當 何世禮 返抵 台灣 時 ， 其時 身 在 台北 參與 談判 的 日方 全權 代表 河田烈 專程 前往 接機 ， 以 示 友好 ， 至於 何世禮 當晚 即 設宴 招待 日方 的 談判 代表 ， 以 示 禮 尚 往來 ， 並 在 接受 記者 訪問 時 指出 ： 「 返國 前夕 ， 曾 與 日本 外務省 有所 接觸 ， 就 正在 談判 中 的 和約 問題 非正式 地 交換 意見 」 （ 《 聯合報 》 ， 1952 年 3 月 4-5 日 ； 《 工商日報 》 ， 1952 年 3 月 5 日 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