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 ， 「 貨幣 政策 的 決定權 ， 在 政治 領袖 、 財政部 以及 中央 銀行 之間 的 平衡 ， 依 國家 和 時間 的 不同 而 變化 。 各 國 的 具體 情況 ， 既 取決 於 大 的 政治 環境 ， 也 取決 於 中央 銀行 具體 的 法律 地位 。 時間 因素 則 主要 取決 於 不同 的 人格 特徵 。 此外 ， 中央 銀行 對 政治 壓力 的 承受 程度 ， 也 决定 其 管理 的 效果 。 自 一九七○年代 以後 ， 人們 開始 重新 考慮 中央 銀行 是否 能 向 凱恩斯 主義 理論 所 暗 含 的 那樣 ， 為 公眾 利益 無私 的 工作 ， 或者 也 可能 被 其他 官僚 機構 的 政治 目標 所 左右 。 」 226 問題 是 與 發達 的 市場 經濟體 比較 ， 中國 的 中央 銀行 則 更多 的 受制於 中國 現存 的 政治 制度 和 官僚 體制 。 貨幣 政策 的 最終 目標 和 中介 目標 一九八四年 至 一九九四年 ， 中國 貨幣化 高速 發展 ， 處於 初期 的 貨幣 政策 目標 是 以 經濟 發展 為主 ， 以 幣值 穩定 為輔 。 但是 ， 通貨膨脹 時 強 時 弱 ， 幾乎 沒有 中斷 ， 其 原因 有 三 ： 一 ， 工資 或 價格 契約 中 存在 剛性 ； 二 ， 市場 預期 調整 緩慢 ； 三 ， 央行 的 信用 程度 低落 ， 通貨膨脹 對 政策 變化 反應 速度 緩慢 ， 央行 的 貨幣 政策 滯 後 效應 明顯 。 一九九三年 至 一九九四年 ， 通貨膨脹 高企 。 其間 ， 政府 開始 運用 利率 、 存款 準備金率 ， 公開 市場 業務 等 市場性 貨幣 政策 工具 ， 但是 政府 沒有 完全 放棄 國家 指令性 計劃 ， 政府 在 一九九四年 對 貨幣 發行量 和 貸款 規模 加以 控制 就 是 一 個 證明 。 一九九七年 以後 ， 一度 出現 負 通貨膨脹率 ， 理論界 發生 「 單 目標 」 與 「 多目標 」 之 爭 ， 貨幣 政策 實質 上 面臨 多目標 約束 ， 至少 包括 ： 物價 穩定 、 促進 就業 、 確保 經濟 增長 、 支持 國有 企業 改革 、 配合 積極 的 財政 政策 擴大 內需 、 確保 外匯 儲備 不 減少 、 保持 人民幣 匯率 穩定 。 在 這樣 的 背景 下 ， 《 中國 人民 銀行法 》 於 一九九五年 公佈 ， 該 法 的 第三 條 明確 規定 ： 「 貨幣 政策 目標 是 保持 貨幣 幣值 的 穩定 ， 並 以 此 促進 經濟 增長 。 」 但是 ， 「 單 目標 論 」 的 規定 從 一 開始 就 未 得到 廣泛 認同 。 政府 對 貨幣 政策 了 「 發揮 更 積極 的 作用 」 。 一般來說 ， 貨幣 政策 的 多目標 約束 至少 存在 兩 個 基本 理論 問題 ： 一 是 貨幣 政策 有效性 問題 ， 即 貨幣 政策 能否 系統 地 影響 產出 ； 二 是 多重 目標 之間 能否 協調 一致 。 中央 銀行 為 了 尋求 多目標 之間 的 平衡 ， 往往 可能 採取 機會 主義 的 手段 注重 短期 效果 和 表面 效果 。 貨幣 政策 往往 無所適從 。 在 現代 經濟 中 ， 貨幣 政策 的 多目標 約束 是 「 要求 過 高 」 ， 多目標 之間 的 相互 矛盾 不僅 難以 協調 ， 而且 削弱 貨幣 政策 效用 。 227 貨幣 政策 無論 短期 還是 長期 都 應 堅持 穩定 物價 的 單一 目標 。 所以 ， 一九九○年代 後期 ， 發達 國家 均 進入 低 通貨膨脹 時期 ， 各 國 貨幣 政策 目標 普遍 動搖 不定 。 但是 ， 只有 中國 明確 要求 貨幣 政策 實現 多 個 目標 。 一九九五年 之後 ， 中國 貨幣 政策 的 最終 目標 已經 轉變為 在 避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