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合 經濟 模式 ， 逐步 擴大 政府 官僚 的 角色 。 中國 一九五八︱六○年 的 大躍進 代表 第一 次 重大 的 轉變 ， 結局 為 生產 上 的 大 災難 ， 造成 嚴重 的 飢荒 ， 大量 的 人民 餓死 。 之後 便 採取 較 穩定 的 經濟 措施 ， 強調 重工業 發展 、 控制 人口 的 內部 移動 、 各 地區 自給自足 ， 並 實施 國家 計畫 ， 包括 價格 管理 、 選擇性 的 分權 ， 以及 保障 所有 工人 都 能 享有 基本 糧食 的 ﹁ 鐵飯碗 ﹂ 政策 。 當 毛澤東 的 統治 在 七六年 結束 後 ， 中國 追求 偏 市場 導向 的 政策 ， 加重 市場 誘因 的 角色 。 印度 在 國營 企業 部門 也 強調 重工業 的 發展 ， 但 對 農業 與 消費財 的 資源 投注 並 未 太過 嚴苛 ， 同時 也 更 普遍 地 依賴 市場 價格 。 表 4 ‧ 6 列出 人口 稠密型 的 國家 中 ， 中國 與 印度 的 部分 經濟 指標 。 印度 與 中國 最終 仍 從 內向型 的 貿易 與 投資 政策 轉為 外向型 的 政策 。 在 一九五六年 ， 印度 公佈 工業化 政策 ， 重點 為 由 政府 部門 發展 重工業 ， 其他 產業 仍 可 由 私人 部門 發展 ， 不 鼓勵 外來 直接 投資 ， 且 外資 持股 不得 超過 企業 的 五○％ ， 禁止 從事 涉及 國家 安全 的 敏感性 事業 ， 以及 給予 現代 科技 產業 優惠 。 採取 複雜 的 許可制 ︵ 如 新設 工廠 以及 擴廠 的 許可 ︶ 來 影響 私人 企業 對 資本財 與 中間 財產業 的 投資 。 對 進口 課 以 高 關稅 、 高配額 ， 特別 是 消費財 ， 以 保護 國內 生產 者 。 有時 ， 對 外匯 的 控制 與 分配 成為 政府 控制 的 主要 手段 。 企業 沒有 出口 的 誘因 。 唯有 生產 國內 消費財 的 小型 企業 才 真正 地 不 受 政府 控制 。 在 一九八○年代 ， 印度 採取 行動 開始 放鬆 管制 。 九一年 ， 為 了 應付 國際 收支 危機 ， 新 的 印度 政府 採取 更 強烈 的 改革 ， 將 印度 從 受 保護 的 、 許可 管制 的 經濟 體系 加速 轉型 成為 不 受 控制 的 、 沒有 許可制 的 ， 以及 解除 管制 的 經濟 制度 ， 也 因此 降低 政府 自由 裁量 與 決定 的 範圍 。 這些 改革 包括 ：  將 貨幣 貶值 ， 以 開放 部分 兌換 ；  放寬 嚴格 的 進口 管制 ， 降低 資本財 的 進口 關稅 ；  刪減 補貼 項目 ；  利率 逐步 自由化 ；  廢除 大多數 產業 的 生產 許可制 ；  放寬 股利 與 專利權 收入 的 匯出 ；  實施 出口 利潤 部分 免稅 的 辦法 ， 以及 修改 個人 所得稅 制度 ；  允許 部分 的 公共 企業 出售 部分 股權 ； 以及  減少 對 外國 交易 公司 的 限制 。 然而 ， 貨幣 與 金融 部門 的 改革 ， 包括 貨幣 的 可 兌換性 ， 卻 進行 得 非常 遲緩 。 與 中國 不同 ， 印度 一直 存在 著 一 個 中央 的 財政 與 準備 銀行 制度 。 中國 在 一九七八年 開始 從 自給自足 的 經濟體 轉向 外 向 型 的 成長 ， 這 也 解釋 了 為什麼 它 的 經濟 成長率 增加 一 倍 。 八四年 以後 ， 政府 鼓勵 非 國營 企業 在 都市 以及 經濟 特區 的 發展 。 到 九一年 ， 這些 非 國營 企業 占 工業 總產值 的 四七％ 。 政府 方面 也 進行 行政 改革 ， 將 基礎 建設 與 社會 服務 等 責任 下放給 較 低層級 的 政府 。 結果 ， 生活 於 農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