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 例子 ， 未曾 掌握 關鍵 文化 工業 的 領導 地位 。 1937 年 抗戰 前夕 ， 約 有 九十三 家 廣播 電台 ， 粗 估 約 十萬 收音機 用戶 ， 三百 家 電影院 ， 卻 大多 集中 於 上海 與 少數 大 城市 （ Chu, 1937 : 192-194 ; Lowenthal, 1938 : 47-48 ） 。 而 依據 中國 電影史 學者 程季華 （ 1963 : 112 ） 的 說法 ， 早 自 1931年 起 ， 共產黨 就 透過 左翼 劇協 等 周邊 組織 ， 實際 「 領導 」 了 現代 中國 的 電影 運動 。 對於 出版業 與 報業 ， 國民 政府 不幸 地 承繼 了 軍閥 時期 的 兩 手 策略 ： 賄賂 收買 與 查禁 迫害 。 特別 是 抗戰 之後 ， 國民 政府 投入 巨資 ， 藉 買斷 或 收購 股權 而 控制 了 國內 許多 大型 報社 與 出版社 ， 建立 了 一 個 官僚 新聞 體系 ， 受 其 控制 的 所有 報紙 必須 複製 中央 新聞社 發佈 的 內容 ， 不容 有 獨立 的 編輯 立場 ， 更 別 提 不利 於 政府 的 報導 。 新聞 專業 的 判準 — — 責任 、 真實性 與 新聞 價值 — — 都 屈從 於 政府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