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期 以後 的 轉折 ， 是否 是 一 種 社會 與 文化 領域 的 自我 實踐 方式 ？ 換句話說 ， 隨著 明代 個人 主義式 自我 意識 再 興 之 歷史 潮流 ， 癖嗜 是否 成為 個人 在 文化 層次 上 的 社會 展現 ， 一 種 自我 認同 的 象徵性 政略 ( symbolic politics ) ？ 蔡九迪 ( Judith Zeitlin ) 在 其 一 篇 〈 癖 〉 ( obsession ) 的 專文 中 似乎 確認 上述 假設 ， 她 從 中國 文學 和 醫學 作品 發現 ， 癖 嗜 概念 在 11世紀 被 知識分子 視為 「 個人 理念 之 出口 」 而 受到 重視 ， 到 16 世紀 已經 成為 自我 表達 工具 的 主導 模式 。 ( Zeitlin 1991 : 7-8 ) 林宜蓉 的 博士 論文 亦 有 類似 的 論點 ， 她 說 ： 「 是 以 『 嗜 癖 』 行徑 ， 若 為 『 寄 寓 外物 』 的 有 跡 可 循 者 ， 其 最 核心 的 意義 在於 彰顯 主體 『 我 』 之 精神 ， 並 同時 互視 物／我 的 存在 意義 ， 而 絕非 主體 我 之 精惑溺 而 奔放 散逸 於 物質 中 。 」 （ 林宜蓉 2003 ： 18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