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 五十八 年 ， 國民 所得 中 已 有 22％ 被 儲蓄 起來 ， 六十一年 再 進一步 的 爬升 至 30％ 以上 ， 而 到 六十七年 抵達 352％ 的 最高點 。 這 種 高 儲蓄 傾向 無論 是 開發 中 國家 或 已 開發 國家 都 難 有 匹敵 者 。 六十九年 ， 由於 通貨膨脹率 的 再 升高 （ 當年 為 215％ ） ， 加上 貨幣 當局 允准 銀行 調整 存款 利率 （ 一年期 的 定期 和 儲蓄 存款 利率 仍然 每 年 固定 為 125％ ） ， 該 年 的 儲蓄率 微 降至 332％ 。 然而 ， 六十九年 的 國民 所得 仍 有 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億 新台幣 ， 而 其 淨 儲蓄 也 有 三千七百三十億 新台幣 （ 約 為 美金 一百零四億 元 ） 。 這 個 儲蓄額 為 台灣 所有 金融 機構 的 定期 和 儲蓄 存款 增加數 的 三 倍 以上 。 如果說 銀行 應當 扮演 融通 企業 投資 的 重要 角色 ， 則 應 讓 它們 自由 競爭 以 取得 這些 龐大 的 儲蓄額 ， 而且 也 應 允許 金融 機構 自由 成立 和 退出 ， 而 不 應 以 供應 銀行 更多 準備 貨幣 的 方式 使 銀行 擴張 貨幣 供給 。 這 個 問題 使 我們 聯想到 七年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