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tterfield 認為 國際 政治 事實 上 就 是 權力 政治 ， 故 相當 重視 外交 。 Dunne 因此 認為 他 的 看法 與 Morgenthau 十分 接近 （ Dunne , 1998:76 ） 。 即使 連 Bull 都 這樣 認為 ， 見 Bull （1976） 在 一 篇 紀念 Wight 的 文章 中 的 評價 。 對於 Wight 究竟 是 理論家 ， 抑或 是 史學家 的 二 種 迥異 看法 ， 顯現 了 當時 國 46 國際 政治 理論 與 人道 干預 ： 論 多元 主義 與 團合 主義 之 爭辯 與 傳統 治史 思維 不同 的 是 ， Butterfield 與 Wight 都 意圖 從 歷史 當中 ， 找尋 一 個 人類 發展 的 模式 ， 藉以 思索 人類 的 未來 將 何去何從 。 Ian Hall 認為 Butterfield 是 一 個 相當 鮮明 的 代表 ， 他 的 研究 正 是 在 追求 「 現代 主義 者 」 的 理想 ， 廣泛 地 研究 有關 「 『 技術性 史學 』 的 『 科學 』 （ " scien ce " of " technical history " ） 」 並 認為 這 能 產生 普遍 有效 的 敘事 （ ibid __UNDEF__ .:46 ） 。 依 此 ， 歷史 能 告訴 我們 的 不僅 是 過往 發生 的 事件 ， 而是 能 在 歷史 事件 不斷 重演 的 過程 當中 找出 人類 的 行動 模式 ， 並 建構 一 套 普遍 有效 的 敘事 ， 藉以 預測 未來 與 找出 歷史 的 走向 甚至 可能 的 終結點 。 Wight 站 在 歷史 重演 的 角度 上 看待 人類 行為 發展 模式 與 人類 的 歷史 終點 ， 也 試圖 追求 具有 普遍性 解釋 能力 的 敘事 ， 藉以 說明 國際 互動 的 模式 與 行動 的 依據 ； 要 達到 這 個 目標 ， 等於 就 是 在 構築 國際 關係 的 理論 。 然而 ， 當時 學術界 的 主流 論點 ， 除了 現實 主義 之外 似乎 沒有 其他 的 理論 （ 或 僅 是 現實 主義 ／ 理想 主義 之間 的 粗略 二 分 ） 。 Wight 對 此 並 不 滿意 ， 且 試圖 從 古典 國際 政治 理論 的 傳統 當中 ， 找出 引領 國家 行動 的 不同 觀點 ： 現實 主義 （ 霍布斯式 傳統 ） 、 理性 主義 （ 格魯秀斯式 傳統 ） 以及 革命 主義 （ 康德式 傳統 ） ； 而 這 也 是 他 被 視為 是 國際 規範性 理論家 的 重要 依據 。 儘管 國際 政治 的 規範性 理論 在 Wight 手 中 奠定 了 基礎 ， 這 亦 不 是 說 國際 政治 理論 就 能 以 政治學 為本 而 獲得 獨立 的 發展 ； 反之 ， 史學 當時 在 國際 政治 理論 中 仍 扮演 著 非常 重要 的 角色 。 做為 Wight 的 際 關係 研究 學界 的 定位 ， 特別 是 在 國關 研究 從 史學 研究 中 衍生 而 出 ， 並 試圖 在 理論 層次 上 進行 系統化 的 同時 ， 我們 很 難 辨明 處於 此 階段 的 學者 究竟 是 史學家 或是 理論家 。 事實 上 ， 就 學術史 的 角度 來 看 ， 論 者 對 Wight 的 不同 定位 正 說明 了 國關 研究 演變 中 的 尷尬 處境 。 由 此 ， 我們 不必 對 Wight 的 定位 提出 一 個 標準 的 看法 ； 反之 ， 我們 要 做 的 是 將 在 Wight 本身 具備 的 不同 特質 放 在 時代 演變 與 理論史 發展 系絡 當中 加以 看待 。 第一 章 論 威斯伐利亞 二元 模式 的 侷限 47 追隨 者 ， Bull 亦 深受 史學 影響 。 不過 ， Bull 跟 其 前輩 的 看法 有所 出入 ， 他 認為 史學 並 非 國關 研究 的 全部 ， 原因 是 國際 研究 中 只有 史學 的 話 是 不 足夠 的 。 當然 ， 史學 也 不能 被 拋棄 ， 他 強調 要 理解 國際 關係 ， 史學 是 必要 的 （ Bull , 1972 a : 31 ） 。 Bull 聲稱 史學 研究 對 國際 關係 研究 有 四 個 基本 的 價值 （ ibid .
 
:31-2 ） 。 第一 ， 國際 關係 的 狀態 不僅 是 普遍 存在 的 案例 或 圖像 ， 而是 特別 的 事件 ； 因此 對 國關 研究 的 重點 在於 我們 必須 去 了 解 事件 的 原因 ， 或是 探索 其中 的 道德 困境 。 我們 所 要 了解 的 並 不 是 國際 體系 如何 經歷 轉變 ， 而是 要 知道 重要 事件 如 1945年 美國 使用 核子 武器 等等 如何 影響 現今 的 國際 政治 。 第二 ， 因為 所有 的 國際 政治 局勢 都 是 處於 時間 之中 ， 而且 倘若 要 理解 它 ， 就 必須 知道 事件 在 時間 順序 中 的 位置 ； 這 使得 歷史 研究 是 不可或缺 的 。 事件 發生 之前 的 局勢 對 該 事件 有 何 影響 ？ 事件 與 事件 之前 所 發生 的 事 之間 的 連結 關係 是 什麼 ？ 又 是 什麼 因素 的 改變 使 之 變 得 特殊 ？ 理論 的 語言 是 沒有 時間性 的 語言 ， 是 教條 、 邏輯 推論 、 因果 論斷 ， 也 是 普遍 法則 。 對於 歷史 順序 中 每 個 時間點 上 所 發生 事件 的 述說 與 解釋 ， 雖 仰賴 於 理論 ， 但 都 不 是 僅 用 理論 就 能 表達出來 的 。 不過 ， Bull 認為 當時 在 國際 關係 的 理論 研究 上 ， 研究 者 往往 用 輕蔑 的 眼光 看待 史學 訓練 或 史學 的 研究 成果 。 他 並 批評 當時 在 美國 許多 大學 的 國際 關係 課程 當中 淘汰 了 史學 訓練 ， 而 治 史 技術 的 價值 也 被 某些 老師 低估 。 他 對於 這 種 情況 相當 不以為然 ， 在 這 一 點 上 ， 他 的 看法 比起 其 前輩 更 具 針對性 （ Bull , 1972 a :31 ） 。 雖然 理論 的 目的 在於 尋找 普遍性 的 法則 ， 但是 Bull 認為 在 國關 研究 當中 ， 我們 更 該 關心 國際 歷史 中 出現 的 特殊 事件 。 他 因此 指出 ： 我們 所 關注 的 焦點 不僅 是 小 國 如 瑞士 的 特別 行為 ， 同時 也 要 去 了 解 瑞士 這 個 國家 ； 我們 不僅 要 研究 國家 領導人 在 外交 政策 上 的 角色 ， 也 要 去 了 解 他們 本人 ； 同樣地 ， 我們 不僅 要 分辨 戰事 是否 為 正義 戰爭 ， 而且 也 要 去 了 解 以色列 在 六日 戰爭 中 面臨 的 道德 抉擇 （ Bull , 1972 a : 31 ） 。 48 國際 政治 理論 與 人道 干預 ： 論 多元 主義 與 團合 主義 之 爭辯 第三 ， 國際 關係 的 歷史 研究 是 基本 的 。 如果 我們 將 歷史 與 國際 關係 的 理論性 研究 加以 比較 ， 外交史 的 文獻 顯然 能 達到 高水準 研究 ， 史學家 的 專業 標準 仍 是 明顯 的 ， 這些 史學 學者 的 論證 方式 也 能 減少 爭議 。 第四 也 是 最後 一 個 價值 是 在於 ， 史學 研究 是 理論 研究 本身 的 「 伙伴 」 ， 不僅 是 因為 歷史 是 社會 科學 的 實驗室 ， 歷史 事件 也 能 提供 我們 對 普遍 命題 進行 證明 或 證偽 。 況且 理論 本身 也 有 歷史 ， 理論家 是 處於 某 一 特殊 的 歷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