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 研究 對象 帶來 的 侵入感 ， 有助 拉近 兩 者 的 身分 距離 ； 而 半 結構式 的 深入 訪談 ， 讓 研究 對象 有 更 大 的 空間 去 發揮 其 能動性 ， 協商 問題 的 意義 ， 表達 自身 的 見解 （ Wong , 2007 ） ， 冀能 為 受 訪 者 達到 充權 （ empowerment ） 效果 ， 但是 研究員 亦 不能 對 有 權力 分層 的 研究 關係 鬆懈 ， 應 盡力 避免 傷害 研究 對象 的 自尊 ， 或 對 其 構成 其他 顯性 或 隱性 的 心理 傷害 。 像 Wong （2007） 便 曾 論及 這樣 一 個 研究 道德 （ research ethics ） 考慮 ： 研究 對象 可能 是 為 了 回報 社工 或 組織 ， 才 不得不 （ felt obliged ） 答允 協助 研究 。 這樣 的話 ， 研究 實有 可能 強化 社工 或 組織 與 研究 對象 之間 的 不 平等 關係 。 但 當 研究員 與 研究 對象 建立 了 互信 關係 後 ， 彼此 間 的 不 平等 關係 有 可能 因而 淡化 。 以 我們 的 研究 而言 ， 研究員 透過 社區 組織 協會 的 協助 ， 以 啟蒙 天使 （ mentor ） 的 身分 進入 受 訪 家庭 ， 在 研究 的 過程 中 成功 地 與 他們 建立 和諧 互信 關係 ， 由 家庭 「 外來 者 」 轉化為 「 內在者 」 ， 這 對 整 個 研究 及 資料 搜集 有 很 大 幫助 。 （四） 外在 效度 （ external validity ） 外在 效度 即 研究 結果 的 類化 程度 （ generalizability ） 。 個案 研究 的 樣本 （ sample ） 具 選擇性 （ selective ） 且 數量 少 ， 故 常 遭 人 詬病 為 主觀 （ subjective ） 、 特殊 （ exceptional ） 而 不 夠 典型 （ untypical ） 。 它 不能 類化 的 性質 使 其 外在 效度 成疑 （ Wong , 2007 ） 。 Small （2009） 亦 曾 提及 許多 人類學家 面對 的 主要 困境 ： 在 研究 人類學 時 ， 如何 在 滿足 自身 對 深入 研究 的 渴求 ， 將 深入 研究所 發現 的 結果 外 推 至 其他 未 被 觀察 的 個案 之餘 ， 同時 能 招架 量化 研究 人員 的 批評 ？ 亦即 如何 選擇 研究 個案 ， 才 能 使 這些 研究 得出 的 推論 持 之 有效 ？ 一 個 普通 的 做法 是 仿效 量化 研究 ， 盡可能 貼近 統計 調查 的 做法 ， 以 確保 調查 的 代表性 及 類化 程度 。 遺憾 的 是 ， 這樣 做 的 結果 是 盲目 地 套用 一 種 模仿式 的 語言 ， 是 一 種 膚淺 的 （ 有時 不 正確 的 ） 的 應用 。 時至今天 ， 許多 研究 人員 鼓勵 學生 進行 樣本 「 不 帶 偏見 的 」 或 「 有 代表性 的 」 個案 研究 。 Small （2009） 指出 單一 的 個案 研究 並 不 存在 「 代表性 」 ， 他 認為 人類學 等 質性 研究 應 注重 邏輯 推論 （ logical inference ） 而 非 統計 推論 （ statistical inference ） ， 注重 基於 案例 的 邏輯 （ case-based logic ） 而 非 基於 樣本 的 邏輯 （ sample-based logic ） ， 注重 飽和 程度 （ saturation ） 而 非 代表性 （ representativeness ） 。 這 種 做法 能 產生 更 多 合 邏輯 的 假說 （ logically sensible hypotheses ） ， 更 具 透明度 的 實證 陳述 （ empirical statements ） 。 不管 採用 何 種 方法 ， 人類學家 應該 尋求 另 一 種 認識論 的 假設 （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） ， 以 更 適切 地 解決 其 獨有 的 問題 ， 而 不 是 胡亂 應用 統計學 的 方法 。 總的來說 ， 他 認為 只有 釐清 質性 研究 與 量化 研究 的 目的 ， 並 發展 另 一 家庭 個案 研究 種 研究 語言 （ alternative research language ） （ 即 研究 方式 ） ， 方 能 解決 兩 者 之間 的 矛盾 與 衝突 。 無疑 ， 樣本 偏見 （ sampling bias ） 是 個案 研究 常見 的 問題 （ Wong , 2007 ） 。 像 我們 是 次 研究 的 家庭 個案 ， 雖然 借助 SoCO 的 機構 網路 能 更 有效 、 快捷 地 找到 合適 的 研究 對象 ， 但 身為 「 守門人 」 （ “ gatekeeper ” ） ， 社工 或 社福 機構 難免 會 傾向 轉介 一些 較 活躍 、 較 願意 及 懂得 表達 內心 感受 與 想法 、 對 所屬 組織 持有 較 正面 看法 的 「 已然 充 權 」 （ “ already empowered ” ） 的 成員 予 研究員 （ Wong , 2007 ） 。 此外 ， 受限於 社福 機構 的 接觸 範圍 ， 眾多 的 隱蔽 家庭 便 被 摒除 在 研究 之外 ， 而 恰恰 這些 缺乏 社福 機構 幫助 的 家庭 的 處境 是 最為 嚴峻 及 需要 關注 和 瞭解 的 。 為了 減低 「 守門人 」 的 樣本 限制 ， Wong （2007） 以 「 滾 雪球 抽樣 」 （ “ snowball sampling ” ） 方法 ， 請 研究 對象 介紹 其 認識 的 「 非 組織 」 成員 ， 再行 研究 。 又 ， 研究員 的 題目 會 進一步 限制 家庭 個案 的 選取 ， 因此 在 聯絡 被 訪 家庭 時 ， SoCO 已 篩選 了 較 適合 各 研究 題目 的 家庭 ， 如 轉介 重視 娛樂 的 家庭 供 李凱怡 研究 休閒 娛樂 的 課題 ， 轉介 居住 於 板間房 的 家庭 供 趙端怡 研究 空間 運用 的 課題 等 。 因此 ， 經 社工 或 社福 機構 選取 的 個案 未必 能 反映 大部分 貧窮 新來港 家庭 的 情況 ， 而是 出現 了 一 種 吊詭 的 情況 — — 研究 貧窮 、 移民 、 社會 不公 等 問題 的 社會學家 往往 未 能 接觸 最 下 層 、 最 弱勢 的 一 ?
 
。 然而 ， 如 前 文 所 說 ， 個案 研究 途徑 注重 探究 （ exploratory ） 性質 ， 它 的 目的 是 為 了 揭示 嵌於 廣闊 背景 中 的 獨特 而 細緻 的 過程 及 關聯 ， 因此 以 非 典型 的 個案 為 研究 對象 是 合理 的 （ legitimate ） 。 而 過分 看重 類化 的 論述 ， 亦 只 會 陷入 實證 主義 （ positivism ） 以 類化為 唯一 目標 的 牢籠 中 （ Wong , 2007 ） 。 實證 主義 的 量化 研究 ， 可 謂 一 種 社會 經驗 （ social experience ） 的 破壞 （ breakdown ） 。 日常 的 直接 體驗 成為 被 研究 的 客體 （ object of study ） ， 按照 實證 主義 的 標準 而 被 隨意 挪用 （ manipulated ） ， 並 透過 符碼化 （ codi ?
 
cation ） 檢定 （ test ） 及 評定 （ evaluate ） 對象 。 這些 被 破壞 的 直接 社會 經驗 ， 卻 恰恰 是 美國 主流 社會學 研究 的 重點 所在 （ Hamel et al .
 
,1993 ） 。 丘延亮 （2004） 亦 明言 ， 數據 （ data ） 只 是 我們 尋繹 （ enquiry ） 、 為了 一定 目的 而 製造 的 語言 產物 ； 而 它 所 呈現 （ represented ） 的 「 現實 」 ， 也 是 形構 （ construction ） 而 成 。 生活 需要 被 解釋 ， 並非 任意 挪用 就 可 簡單 取代 「 現實 」 。 他 又 引用 劉易士 的 話 ， 直言 「 最 高 完美度 科學 技巧 的 冰冷 挪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