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 展現 華人 民族 認同 的 新客 華人 ， 在 教育 、 文化 和 政治 上 完全 傾向 中國 ； 其次 ， 僑生 （ 土生 ） 華人 的 政治 立場 則 與 新客 華人 相反 ， 其 所 成立 的 政黨 中華會 （ Chung Hua Hui ） 在 政治 上 支持 荷蘭 ， 參與 國民 參議會 （ Volksraad ） ， 但 在 文化 上 仍 為 華人 ； 最後 ， 有別於 前述 傾向 中國 或 荷蘭 立場 的 群體 ， 由 僑生 華人 組成 的 印尼 中華黨 （ 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 , PTI ， 成立 於 1932年 ） 認同 印尼 ， 但 認為 應 維持 華人 文化 特色 ， 然而 卻 依舊 被 印尼 民族 主義 者 視為 外來 者 （ 雲昌耀 2012:42 - 45 ） 。 雖然 印尼 華人 實 為 一 異質 群體 ， 亦 有 上述 荷蘭 殖民 時期 不同 的 認同 展現 ，然 在 日本 佔領 印尼 期間 ， 華人 被 同質化為 同 一 群體 ， 且 和 原住民 及 歐洲人 區隔 開來 （ 雲昌耀 2012:45 ； 廖建裕 2007:31 ） 。 此外 ， 因為 華人 領袖 受到 日本 政府 監禁 ， 因此 多數 華人 無法 與 原住民 共同 反抗 日本 ， 這 更加 強化 了 原住民 對 華人 的 不 信任 ， 並且 無法 信任 華人 對 印尼 的 忠誠度 。 二次大戰 之前 ， 印尼 華人 以 政治 傾向 以及 對 中華 文化 的 態度 作為 定位 自身 的 憑藉 ，然 在 1945年 印尼 獨立 後 ， 公民 身分 的 劃分 影響 印尼 華人 的 認同 展現 。 蘇卡諾 （ Soekarno , Sukarno ， 印尼 首 任 總統 ， 任期 1945 - 1966 ） 當政 時期 ， 分別 有 1946年 公民 身分 法案 與 圓桌 會議 協定 、 1954年 公民 身分 法 草案 與 1958年 公民 身分法 、 1960年 雙重 國籍 協定 影響 著 印尼 華人 的 國籍 選擇 （ 廖建裕 2007:145 - 157 ） 。 印尼 對 華人 國籍 政策 從 1946年 的 依據 出生地 原則 及 「 被動 制度 」 （ passive system ， 未 主動 拒絕 印尼 國籍 ， 即為 印尼 公民 ） 到 1958年 「 主動 制度 」 （ active system ， 須 正式 聲明 拒絕 中國 國籍 ， 否則 喪失 印尼 國籍 ） ， 皆 顯示出 印尼 政府 對於 華人 的 不 信任 ， 因為 1946年 的 法案 讓 已 是 荷蘭 屬民 與 不 拒絕 印尼 公民籍 的 僑生 華人 擁有 雙重 國籍 ， 故為 解決 華人 忠誠度 的 問題 ， 在 1958年 限制 華人 國籍 。 在 印尼 的 國籍 政策 下 ， 華人 自己 處理 身分 問題 則 可 從 僑生 （ 土生 ） 華人 的 兩 種 立場 來 觀察 ， 一 為 印尼 國籍 協商會 （ 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-nesia , Consultative Body for Indonesian Citizenship ， 簡稱 Baperki ） 主張 的 「 整合論 」 團體 （ integrationist group ） ， 該 會 主張 保留 華人 特性 ， 即 在 印尼 民族 中 區隔出 華人 族群 身分 ； 另 一 為 民族 統一 促進會 （ Lembaga Pembina Kesatuan Bangsa , Institute for Develop-ment of National Unity ， 簡稱 LPKB ） 領導 的 「 同化論 」 團體 （ assimilationist group ） ， 認為 華人 應 要 融入 印尼 社會 ， 而 非 獨立 群體 ， 如此 才 能 成為 純正 、 愛國 的 印尼人 ， 歧視 方始 消失 。 新客 華人 則 是 依舊 認為 自己 是 中華民族 ， 並 關心 中國 與 台灣 的 關係 （ 雲昌耀 2012:49 - 50 ； 廖建裕 2007:101 - 102 ） 。 除了 上述 公民 身分 政策 之外 ， 印尼 華人 在 蘇卡諾 時期 因為 兩 項 具 歧視性 的 經濟 政策 受到 衝擊 。 首先 ， 1950年代 早期 堡壘 制度 （ Benteng , Castle System ） ， 規定 只有 印尼 原住民 或是 原住民 資金 佔 70% 的 進口商 才 能 進口 商品 ， 政府 希望 藉 此 實現 由 印尼 原住民 完全 掌控 印尼 經濟 ， 由於 華人 不斷 地 抗議 ， 這 項 措施 於 1954年 取消 （ Lembong 2008:50 ； 廖建裕 2007:163 - 168 ） 。 其次 ， 1959年 頒布 的 「 第10 號 總統令 」 ， 禁止 外來 公民 在 鄉村 地區 從事 零售商 買賣 ， 規定 將 企業 最 晚 在 1960年 9月 30日 前 移轉給 印尼 公民 ， 由於 此時 多數 華人 的 公民 身分 尚未 明確 ， 但 由於 有些 僑生 華人 為 表示 對 印尼 忠誠 ， 因此 支持 此 項 政策 ，然而 新客 華人 則 持 相反 態度 ， 再 加上 中國 將 他們 接回 中國 已 向 印尼 施壓 ， 當時 約 102,196 名 華人 定居 中國 （ Lembong 2008:50 ； 廖建裕 2007:168 - 172 ； 雲昌耀 2012:49 ） 。 蘇哈托 於 1966年 上台 後 ， 印尼 進入 「 新 秩序 」 時期 ， 印尼 華人 的 經濟 政治 與 文化 生活 不僅 受到 更多 限制 ， 更 因 印尼 政府 將 華人 標示為 「 華人 問題 」 （ Masalah Cina ） 並 嘗試 以 「 解決 」 的 方式 來 合理化 其 對 華人 所 執行 的 歧視 或 抑制 作為 （ 雲昌耀 2012:52 ） 。 蘇哈托 以 政策 來 「 同化 」 華人 ， 以 抹滅 華 人性 （ Budiman 2005:98 - 99 ） 。 在 文化 上 ， 消除 華人 文化 的 三 個 支柱 ─ 媒體 、 組織 與 學校 。 分別 於 1965年 禁止 華文 報紙 與 1966年 禁 華人 組織 ； 「 鼓勵 」 華人 捨棄 中文 名字 而 更改為 印尼名 ； 限制 使用 華文 與 方言 （ 1962 、 1967 ） ； 關閉 所有 華文 學校 （1966） ； 禁止 華人 公開 慶祝 傳統 與 宗教 節慶 （ Suryadinata 2006:213 ） 。 在 蘇哈托 政府 下 ， 華人 在 政治 、 社會 與 文化 上 皆 被 「 他者化 」 與 「 邊緣化 」 ， 在 經濟 方面 卻 因為 希望 借助 華商 力量 以 改善 印尼 經濟 而 賦予 華商 特權 。 印尼 政府 在 2006年 7月 11日 頒布 「 印尼 公民權 法 」 （ Law on Citizenship of Indonesia 2006 ） 及 在 2008年 反 歧視 法令 ， 華人 地位 雖然 在 法律 上 已 有 保障 與 改善 ， 華人 文化 在 瓦希德 總統 （ Abdurrahman Wahid , 1940 - 2009 ） 任內 開始 復興 ， 然而 華人 在 印尼 社會 中 是否 「 他者化 」 的 程度 可 因此 降低 ， 則 需要 繼續 觀察 （ Winatra 2008; Mackie 2008 ） 。 （三） 印尼 華人 與 印尼 伊斯蘭 在 伊斯蘭 未 傳到 印尼 內陸 與 鄉村 地區 之前 ， 皆 以 沿海 城市 為 發展 傳播 據點 ， 例如 亞齊 、 馬六甲 與 其他 伊斯蘭 王國 皆 是 如此 （ Taylor 2005:153 - 154 ） 。 雖然 伊斯蘭 是 世界性 宗教 ， 印尼 伊斯蘭 卻 因為 在地 發展 與 傳統 而 有 不同於 「 中土 伊斯蘭 」 的 面貌 。 在 長期 西方 論述 建構 下 ， 「 伊斯蘭 」 相當 容易 因 其 成為 一 個 同質化 的 概念 ， 同時 被 賦予 負面 的 政治 、 歷史 與 文化 意涵 。 同樣地 ， 當 「 伊斯蘭 」 與 單一 國家 連結 時 ， 如 本 書 中 的 印尼 ， 亦 容易 將 「 印尼 伊斯蘭 」 （ Indonesian Islam ） 視為 整體 均質 的 概念 。 然而 ， 「 印尼 伊斯蘭 」 單一 民族 國家 框架 ， 會 讓 人 不自覺 地 將 印尼 國境 內 歧異 的 伊斯蘭 文化 傳統 賦予 同質性 的 國族 想像 ， 但 事實 上